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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叶的事件在欧洲大陆堆积起众多尸体……如果说欧洲和美洲的诗人对这些大屠杀未做出任何反应,这是错误的。他们的反应多半非直接针对那些恐怖的罪行,而是间接指向它们对整体文化境况所带来的影响。“戴头巾的游牧民族蜂拥/于无垠的平原上”的悲痛传达出文化的断裂,传统价值观的瓦解。以往的悲剧通常聚焦于某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崇高受害者——钉在十字架上的英雄——所经历的苦难,让观众或读者产生共鸣,并在其身上找到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恐怖感。以数百万人民的死亡为诗歌题材的想法让这样的传统受到威胁,因为诗作里有数万个悲剧英雄,形同将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和李尔王集体淹没于无名的汪洋。在西方传统里,无名的受害者从来不是悲剧的素材。因此,某些经历过城市毁灭和集中营恐怖而幸存的中欧诗人同意阿多诺的说法:“奥斯维辛之后”再也不可能创作出任何诗歌。

在诗歌的想象与当今世界最恐怖的现实正面冲撞之时,为何欧美诗人认为继续创作诗歌的一切标准已被摧毁,这与其自身传统有关。然而,在颇为不同的犹太传统下,萨克斯为何能写出数百万同胞在毒气室惨遭屠杀的诗作,且似乎不认为这是不适合入诗的题材,不认为他们的诗作描绘出绝望的“荒原”和文明的末日,也不认为他们写的是有违诗歌传统的“反诗歌”——这也是有原因的。

萨克斯于1891年出生于柏林,初期师承歌德和席勒的德国浪漫派风格。在希特勒当权之后,她才转向犹太神秘哲学寻求典范。恩岑斯贝格在萨克斯《诗选集》的导言中写道:“书本和碑铭,档案文件和字母:这些是反复出现于她的作品中的概念。”当她于1940年逃到瑞典时,仍继续用德文写作。

萨克斯的《旧约》传统与拉丁、希腊以及基督教的西方传统截然不同,在她的作品里也以截然不同的风貌呈现。对西方读者而言,犹太传统和欧洲传统之间的差异有助于理解大屠杀时代的现代诗人所面对的问题。在《旧约》里,诗歌在本质上不是一种目的,而是透过语言去实现和国家的历史同等悠久的生命愿景。因此,传统的犹太诗人/先知在书写时,并非仅以单一艺术家的身份表达独有的情感以造福其他个体。相反地,他是人民的声音。对犹太民族而言,宗教是国家成立的要素,个人在国家追求千年至福的意识中是微不足道的。犹太诗人写诗的目的是教诲的,带有神秘色彩的,而非美学的。

萨克斯的作品中最生动呈现出的生命是被杀害者的生命。这并不是说她的诗作中有任何无缘由的恐怖或尸骨堆栈的画面。她将素材加以转化,赋予精神层面的意义,但恐怖感并未因此减弱。或许可以说:在她的作品中,恐怖转变成临终祈祷式的极度悲痛,比粗暴的事实更为骇人,但也更平静、更决绝。这些诗形同我们和死者之间的一层薄纱。萨克斯诗中烟雾和蝴蝶的意象营造出神秘、上升、稍纵即逝的氛围。她写道:

蝴蝶

万物的幸福夜!

生与死的重量

跟着你的羽翼下沉于

随光之逐渐圆熟回归而枯萎的

玫瑰之上。


多么可爱的来世

绘在你的遗骸之上。

多么尊贵的标志

在大气的秘密中。

在《旧约》传统中,诗人是背负犹太宗教与国族之天职的先知和见证者;在欧洲传统中,诗人则是为其他的个人主义者写作的个人主义者。对犹太人而言,他们害怕个人会发展出和国家疏离的意识。以上帝选民自居的犹太人在磨难中所抱持的心态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的民族主义,也不同于集产主义或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对欧洲传统下的人民而言,他们的恐惧正好相反:他们害怕个人不复存在的黑暗时代会降临——再无能够独立教化自我的杰出创造者和心灵。

希腊、基督教、文艺复兴时代和现代的悲剧都把每一位观众最深沉的感情和想象力丰富的生命投射到主角身上。主角往往出身尊贵富豪之家,免受常让一般人陷入厄运的贫穷和悲惨之苦。他的处境强调某种独特性——此种独特感正好与每位观众心中各自且独自认为的独特感相呼应。他所承受的被理想化的折磨触动了每一观众最深沉、最疏离意识的共鸣之弦。因此,如同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见,当数万人成为某些人折磨的对象而引发另一些人怜悯之时,欧洲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准则便开始受到挑战。大屠杀迫使我们把受害者看成无名的抽象事物(如艾略特在《荒原》一诗所呈现的),或者把每一个受害者当成主角。无论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欧洲传统都冒着置身于极端态度之风险。有些诗人对“戴头巾的游牧民族”的磨难视而不见,在亚里士多德或尼采学说中寻求立足点。叶芝认为诗歌应该在死者的坟上舞蹈。在曾亲睹屠杀和灭绝的年轻一代的眼里,传统主义者拒绝想象如此重大的苦难经历,显然是不人道的。然而,把数以千计的受害者视为悲剧的男女主角,对幸存者而言是莫大的压力,在艺术上也有不诚恳的疑虑。因此,以欧洲传统的角度观之,大屠杀的苦痛是文明瓦解的前兆。受害者成为“客观存在的力量”,在文明周期近尾声时,将人类的个体性抹除殆尽,一如叶芝在其“月相”之隐喻系统中所指陈的。

希腊和《新约》传统聚焦于牺牲者的孤寂形象——普罗米修斯一类的“倒吊者”,基督,或俄狄浦斯王。因此,诗人无法把影响数百万人的灾难写成悲剧。的确,这样看来“人民”的定义是工人阶级、凡夫俗子、社会一分子、中产阶级,或者——最令人心酸的——壕沟中的士兵。无论他们多么值得被视为怜悯的对象,都因自觉力不足而无法成为悲剧人物。如果其中任何一人——某个“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被作家描写成悲剧性人物,那是因为他已然是秘密英雄,而且他的默默无闻具有嘲讽意味。当社会主义者谈到由人民统治的未来时,他们的意思是所有的人民都将成为独立的个体。

萨克斯诗里的悲剧是历史上犹太国族的悲剧——不只是她同时代者的悲剧,甚至不只是遭灭绝者的悲剧。但这并不表示她的诗作对个别的人无情感可言。在《如果我知道》一诗里,萨克斯为我们展现对所爱之人的亲密感情,但感情和个人都溶入所有受害者的处境中:

如果我知道

你最后的目光停留在哪里就好了。

是一块喝了太多最后的目光

致使他们盲目地

跌落于它的盲目之上的石头吗?


或者是泥土,

足以填满一只鞋子,

并且已然变黑

因如此多的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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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如此多的杀戮?

诗中的“鞋子”指的是访客依然能看到的收存于奥斯维辛的数千只鞋子——小孩和成人穿着进入集中营的鞋子,进入毒气室之前被集中放置的鞋子,走过沙漠的鞋子,带领犹太人自当代世界进入他们历史的领域之鞋子。

对我们而言,这类诗歌为明摆在眼前的事实做了见证: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Die Endl?sung,系统化灭绝欧洲犹太人之计划)所收到的成效和他原先预期的正好相反——它摧毁了数百万个个体,却也让他们在家国的意识之中复活。希特勒多次想方设法企图将犹太人自地球表面铲除。这个灭绝计划是最近期的行动,也最为恐怖——因为有现代科学的资源作为帮凶。在此时空所发生的难以言喻、令人费解的骇人事件反而展示了犹太人——对其特殊命运和天职——始终如一的坚持。在萨克斯的诗作中,犹太人重回以往的角色——流放的民族,遭集体屠杀与迫害的民族,离散与归乡的民族,誓约和诺言的民族。

若因此说“最终解决方案”让犹太人因祸得福,则不免轻佻草率。这种说法违反了悲剧的本质。因为悲剧是真正的死亡,虽然可能从中再生出某个带着神圣喜悦之意念,但这并不能稍减毁灭之残酷事实。绝望和希望,牺牲和诺言——同样真实具体却无法兼容的对立物——并存于犹太的历史中。在《获救者的合唱》一诗里,萨克斯陈述了告别即是相会此一吊诡情境:

我们,获救者,

我们紧握你的手

我们直视你的眼——

但唯一将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就是告别,

尘土中的告别

将我们和你结合在一起。

一如烟雾,尘土也是蜕变的象征。

非犹太的读者可能觉得这些作品过于强调苦难,给人某种过于冷酷、逼人的严肃感。对这类异议,唯一的回答是:生为犹太人始终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苦难似乎是最能触动犹太意识里最深沉之乐音的琴弦。《旧约》中所展现的生命观不是喜剧(即便是但丁式的——从恐怖、不幸到幸福、救赎此一“喜剧”似的历程),也不是希腊悲剧或莎士比亚的悲剧。犹太民族在世界史上一向扮演着对国家念兹在兹的角色,其坚持的方式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其坚持的强度让“国家主义”一词充其量只是个粗俗的模仿品。在犹太史上,国家的定义是人民与上帝合而为一。这样的国家意识使他们鲜有余力去接纳其他任何观念。或许他们憧憬着一个植根于快乐的犹太未来,让以色列得以挣脱苦难的轮回。

萨克斯的诗观不是表现自我,不是自白,也不是自我满足、自以为是的矫作之物,而是(如前所述)富有宗教虔诚的——然而是带着神秘主义色彩,而非“正统教”式的虔诚。她在苦难中不断追寻,继而发现其形而上的意义。

从上述原因,我们可知为什么欧洲个人主义传统下的诗人多半无法直接处理集体苦难的题材。如果他是主观的诗人,在受害者集体苦难的对照之下,他个人的性格和情感(包括对他人的怜悯)会显得微不足道。集体的苦难似乎会让他的情感负荷力和他的诗观都成为笑柄。每一个受害的个体似乎都可以成为悲剧英雄,就像英国诗人欧文(Wilfred Owen)在1918年给席特威尔(O *** ert Sitwell)的书信中所描述的在西线的他手下的战士:

昨天我工作了十四个小时——教耶稣按部就班地扛他的十字架,以及如何调整他的棘冠;还教他不去想象自己口渴,熬到最后的休息令下达之后。

欧文的诗保有济慈式的丰美,但是他的主题却嘲讽济慈对想象之感性世界的信仰。他以直白的战争的意象模拟、反讽浪漫主义的丰美意象:“心啊,你从不炙热/也不硕大,不像被子弹撑大的心脏那样饱满”;“你窈窕的体态/颤动,却不似被刀刺弯的四肢那般优美”。“那是为你的诗集而写的”。真正的痛楚突然对富有诗意的苦态展开攻势,赤手空拳就将之勒毙。这类诗顶多只能充当载伤者入院的救护车。欧文在他那篇著名的序文中说:“我的着眼点不是诗歌。我的主题是战争,以及对战争的怜悯。诗歌即蕴含于此悲悯之中。”

欧文对集体苦难的态度是让每一个兵士都成为悲剧英雄,成为引起诗人共鸣的同情和恐惧的对象。而劳伦斯(D. H. Lawrence)年轻时对战争的看法几乎完全相反。他非但无法对受害者的苦难产生共鸣,反而表现出强烈的憎恶,因为他们违背了他个人的主观意识,因此他尖酸刻薄地反对一切接受战争的人,不论他们是政客或士兵,是英国人或德国人。在参与战斗并且容许自己被杀害之时,他们已然选择与死亡站在同一边;在拒绝同情他们并且勇于反抗地表现自我之时,劳伦斯等于和生命站在同一阵线。劳伦斯不是和平主义者,他不同情受害者,他痛恨他们被杀、被伤,他拒斥他们对怜悯委婉的需求。虽然他娶了德国妻子,但是他将德国人视为一切仇恨的罪魁祸首,并将自己的愤懑发泄在他们身上。1951年,他在给摩芮儿夫人(Ottoline Morrell)的信里写道:“我想杀死一百万个——两百万个——德国人。”他从自我意识逼出那股意志力,成就独特的个体性,以抗拒蕴含于周遭文明的死亡欲望:

我不愿意再活在这个时代。我知道这时代的真相,我排斥它,尽可能地站在这时代的外面。我会活下去,如果可能,会开开心心的,虽然整个世界正惊恐地向无底的深渊滑落。

他觉得战争威胁到他自己个体的独特性,所以他排斥参与战争的那些人的独特性,为了维护他自己以及另外一些人的生命,他进行一场私人的战争:

到头来,一切都不重要了,除了尚存于个人内心的微小、坚实的真理火焰——它不会在冒渎、不敬之生活的气流中被吹散。

在本文开头,我曾提到阿多诺教授的断言:“奥斯维辛”之后再也不可能创作出任何诗歌。他的说法得到了一些年轻欧美诗人的附和,他们批评当代诗人,说他们的作品仍延续歌颂英雄式的不人道题材,或者说他们对幸存但支离破碎的欧洲传统存有自我毁灭式的同理心。这些年轻诗人因此有计划地写作了他们所谓的“反诗歌”——全然扬弃了“诗歌”。以下是波兰诗人鲁热维奇(Tadeusz Rozewicz)的陈述:

我无法理解何以创作诗歌的人死了而诗歌还继续存在。我写诗的前提和动机之一是对诗歌的反感。令我憎恶的是:世界末日之后,何以诗歌还能若无其事地存活?

萨克斯可能会如此回答鲁热维奇:别人认为的世界末日在《圣经》传统里正是诗歌的开端,而且一向如此。鲁热维奇还说他的诗是“用文字的残渣,自沉船打捞的文字,用乏味无趣的文字,自巨大的垃圾场和公墓回收的文字”写成。

汉伯格(Michael Hamburger)在其《诗的真理》一书中对此有如下评论:

“巨大的垃圾场”和“巨大的公墓”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鲁热维奇和其他许多欧洲诗人非得面对的现实。

姑且不论鲁热维奇是否刻意偏颇,重要的是他的感受:他认为“奥斯维辛之后”的诗人不该再写自己主观的情感,不该再用语言创造精美的艺品——具美感之物。1966年,鲁热维奇写道:“制造‘美感’以诱发‘美学经验’,我认为那无恶意但荒谬、幼稚。”他宣称他写作是“为了受惊恐的人,为了任凭宰割的人,为了幸存者。我们——那些人和我——都是从头开始学习语言。”

如此诚恳的陈述令人欣赏,但是对其结语——诗人“若无其事”地继续书写是亵渎之举——我们不免要提出异议。生命仍继续下去,人们也将继续探索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经验的主题。然而,鲁热维奇的论调却也的确让我们正视一个事实:集中营、轰炸、人口被迫迁移……使得从以往一直延续到1939年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个人主义艺术的根基受到了动摇。欧文(波兰作家可能不曾听说过的诗人)以及他那“诗歌蕴含于悲悯之中”的呼喊,最终还是让恐惧和屠杀涌入整个欧洲传统。

于是我们特别感兴趣地转而阅读萨克斯这样的诗人,她所从出的文化(国家和宗教)有着如此不同的悲剧观:对犹太人民而言,悲剧的功用在于唤醒人民——犹太民族——的国族意识。因为篇幅有限,本文不克探讨今日全球性灾难的威胁是否是开创比个人主义更具公有性之世界意识的肇端,以及是否因此能产生出在态度上更接近犹太诗人——而非20世纪初那些伟大的英美个人主义诗人——的诗歌创作。

(译注:本文译自英国现代诗人、评论家史蒂芬·史班德(Stephen Spender)为奈莉·萨克斯诗选所写序文,标题为本书译者所加。)

本文摘自《蝴蝶的重量:奈莉·萨克斯诗选》,[德]奈莉·萨克斯著,陈黎、张芬龄译,雅众文化|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5月,澎湃新闻经出版方雅众文化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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